小伙在列车上不慎丢失静音状态的手机静音状态 乘警用远程功能一招寻回

但是，西方一人一票制度走到今天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造成精英之间互相否决，形成不了一个有效政府，从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

那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能否破7？人民币贬值的原因是什么？未来人民币贬值的幅度会有多大？人民币贬值能否改善中国在贸易战中的被动局面？ 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长江学者余淼杰教授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概率不大，其贬值主要是前阶段市场错判和美联储加息引起的，未来人民币汇率会先贬后升，中国政府不会通过人民币贬值在贸易战中处于有利地位。而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中国政府有可能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让人民币继续升值，达到6.3左右。

我的意思是说，人民币不会贬值得特别多，尽管我不敢百分之百说它不会贬值，但肯定不会贬到7.1，有可能贬到最厉害，在6.99之间徘徊，所以我认为人民币破7的概率并不大。因为人民币贬值的话，其实就是意味着中国的产品变得越来越便宜。此前，8月15日，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度跌至6.9350和6.9580 ，破7似乎近在眼前。正如余淼杰所言，针对近期外汇市场的波动，国家监管层面频频发声表态，强调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不会搞竞争性贬值，同时不会把人民币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摩擦等外部扰动。8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李波在国新办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人民币汇率主要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去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有升有贬，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也明显提高。

8月23日，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先后跌破6.87关口，较上日跌近300点。中国和美国真正的区别在于，特朗普当局要求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征收高关税，以此来限制中国的出口。地产泡沫破灭后，这个比值随着去杠杆的进行，在两三年的时间里重回平均线。

而2008年前后的美国和当前的中国经济中，货币政策失效是因为实体经济中很难找到高回报的投资项目，或者因为债务人的杠杆率也就是风险已经过高，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聪明老道者如格林斯潘也会犯下事后方知的愚蠢错误，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诸位对经济的判断呢？ 在货币政策的操作方面，我们赞同立法制定货币政策规则，管住中央银行这只看得见又闲不住的手。不幸的是，中国经济目前正在经历这样的双重困境，货币政策失灵。这一次，幽灵会再次显灵吗？ 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依据常识便可以猜到结果。

当利率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比如0.5%，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将利率降到0.3%，或者降到零，企业和个人几乎没有反应，因为差别实在微乎其微，减息不能有效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2009年执行的4万亿刺激计划带来经济的V-型反弹，但仅持续了两三个季度经济增长便掉头向下。

资料来源：CEIC 资金推动房价暴涨，收入却无法跟上房价的节奏，结果房价收入比偏离了长期趋势，从2001年的3.6增加到2008年的6倍左右（图三），房地产市场上出现了明显的泡沫。政府真想拉动需求吗？我们说的是有效需求，那就必须提高企业的效益和员工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利润及工资收入。四 现实意义 我们从十年前的这场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什么？ 第一，必须保持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特别是适当的资产负债比，对于国家经济、企业或家庭都是如此。为什么不早不晚，华尔街偏偏在2002年之后掀起一轮金融创新高潮？原因仍然是美联储的超低利率（图一）。

去杠杆半途而废，凯恩斯主义的幽灵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 再次降临。罪之大者，莫过于扭曲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价格——资金的价格即利率。一时间风景这边独好，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带动全球走出萧条。然而违反经济规律不可能不受惩罚，股市丧失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就是一个明证。

房价的下跌促使银行要求债务人追加抵押品，财务原本就紧张的美国家庭捉襟见肘，更多的家庭宣告破产。要像警惕瘟疫一样，警惕债务的无节制增加，把债务控制在实体经济产生的现金流所能维持的水平之下，保证国家、企业或家庭的现金收入足以覆盖各自债务还本付息的现金流出，防止资金链断裂而引发债务和金融危机。

有效需求就是有支付能力的的需求，与之相对的是没有支付能力的、想象的需求（Notional Demand）。创新为何需要这些制度保障以及如何推进改革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与凯恩斯经济学毫不相关，熊彼特、道格拉斯-诺斯、威廉-鲍默尔、新科诺奖得主保罗-罗默等人的著作才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

凯恩斯主义者虽然没有放过美联储，但他们的批评集中在监管而不是银根的放松上。以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而论，资本的边际收益不是接近零也是非常低的，起码在很多地方低于资金成本，否则资金不会脱实向虚，进入资产市场寻求纸面上的增值。低利率时期，欧盟和美国都经历了加杠杆，也都在2008年泡沫破灭后被迫去杠杆。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庭部门和自己惨不忍睹的资产负债表，商业银行忙于灾后重整，哪里还敢发放新的贷款？ 美国经济的恢复和2009年以来的强劲增长，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市场化的去杠杆。另一方面，房地产供应短期具有刚性，资金进入带来房价的上涨，立刻就可看到资产增值。数据显示，次级按揭和MBS的猛增都出现在低利率时期。

一面痛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放松和解除管制造成了这场金融危机。十年前，一个只有6千多亿美元资产的投资银行倒闭，竟然触发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几乎摧毁了总资产2千多万亿美元的美国金融体系。

如果说存在奇迹的话，那就是工业化的奇迹，中国也不例外。如同我们在上面看到的，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正是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政策规则可谓对症下药。

遗憾的是，人们经常把当期GDP和潜在GDP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至于和风细雨的去杠杆或者软着陆，纯粹是书斋和办公室里一厢情愿的天真想象。

我们在美国的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以及今天的中国经济中，都观察到了流动性陷阱，当然，原因和凯恩斯所描述的有着根本的不同。当我们发现负债已经过高的时候，要采取坚决的措施去杠杆，就像中国政府在2000年前后清理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那样，直面问题，解决问题，而不可推诿拖延，或者以表面文章掩盖真像。从图三可知，房价和实体经济中的工资存在一定的关系，当收入无法支撑过高的房价时，金融危机在2008年爆发了，房价收入比应声而落，三年之后重返历史平均线。如此，处于工业化阶段的经济必然会呈现出超常的增长，这样的奇迹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例如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前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俄罗斯20世纪初期以及斯大林时代、德国和日本二战后的重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无不与工业化相关。

消费者的想象需求更是没有止境，得陇望蜀，哪有知足的时候？真正不足的是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房价下跌和债务违约的恶性循环中，以按揭贷款为基础的证券（MBS，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价格大跌，拖累重仓持有这些证券的金融机构例如雷曼兄弟和花旗银行，雷曼兄弟在请求政府救援被拒后倒闭，金融市场发生恐慌，恐慌情绪经由MBS和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迅速扩散到全世界。

奥地利学派的逻辑更为彻底，他们主张取消中央银行对利率的干预，市场形成的利率就是最优的，因为市场利率自动等于实体经济中的投资回报率即资本的边际收益率，自动保证了债务和偿还能力的匹配，从根本上避免了人为的债务危机。实际上，凯恩斯主张的财政政策也没有增加有效需求，因为今天政府支出的增加带来赤字，要用明天更高的税收来弥补，而未来的高税负会减少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因而减少民间的有效需求。

诺奖得主弗里德曼建议货币供应与GDP增长保持同步，斯坦福大学泰勒教授的基准利率等于GDP增长和通货膨胀率的某种加权平均和。危机的源头要追溯到2000年，那年美国的科技泡沫破灭，紧接着于次年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

由于股市刚刚遭受科技股暴跌的重创，房地产就成为不二的选择。谁料人为的经济景气只是昙花一现，两三个季度之后，GDP重新进入下行通道（图五）。坊间笑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国人对于这项意外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笑而不语，颇有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使出浑身解数，紧急向市场投放货币，为濒于破产的大型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注资，终使美国的金融体系免于崩溃。

家庭负债能力归根结底是由实体经济中的收入决定的，而收入又取决于效率也就是劳动生产率。实体经济中缺乏可贷项目，原因在于中国的工业化和伴随着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已基本完成。

潜在GDP定义为：给定技术条件，给定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数量，当这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一个国家所能实现的最大GDP。反之，任何偏离资本边际收益的利率都会引起经济的波动。

美联储向市场注入的大量流动性并未进入实体经济，和我们今天在中国看到的一样，资金避实就虚，涌进了资产市场尽管日本在广场协议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其调整余地却有限。